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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核心路径。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立足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对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作出了系列重要部署。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农业基础的重要抓手，其实施效能直接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与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政策优化实施指明了方向。
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立足全球粮食安全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农业农村发展内外部环境持续变化的现实，进一步明确“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的核心要求。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高质量推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农产品市场呈现“供需结构升级与价格波动并存”的新特征，玉米、大豆等重要农产品进口依存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生猪市场周期性波动尚未完全破解，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空间受限与经营性收入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叠加，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精准性、协同性、长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新时代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成效与当前挑战
（一）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实施成效显著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逐步构建起日趋成熟完备的强农惠农富农制度体系，政策覆盖范围从生产环节延伸至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支持方式从单一补贴向“补贴+保险+信贷+科技”多元赋能转变。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曾在《求是》撰文指出，“新时代十年，我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累计投入超10万亿元，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民收入连续18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1缩小至2025年的2.45:1，农业农村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具体来看，在粮食安全保障方面，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贴、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协同发力，我国粮食产量连续10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7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农民增收方面，统筹推进务工就业扶持与乡村产业发展，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8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提升至48.2%，乡村特色产业带动超3000万农户增收；在农业现代化支撑方面，农机购置补贴、种业创新扶持等政策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率达到73%，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特别是过去一年，面对全球粮食市场波动、国内极端天气多发等复杂形势，农业农村能够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农民收入实现6.3%的较快增长，离不开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坚实保障。
（二）当前政策实施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政策实施取得显著成效，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与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在全国财政支农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仍较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精准落地、效能提升、协同发力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结合市场最新动态与政策实践，具体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策精准性不足与碎片化问题并存。当前“三农”发展中的两难多难问题日益增多，部分政策未能精准对接不同区域、不同经营主体的需求。例如，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贴政策在部分丘陵山区未能充分考虑地形特点，导致政策实施效果打折扣；同时，财政、金融、科技等部门的政策存在协同不足问题，部分政策目标重叠、部分领域存在政策空白，形成“撒胡椒面”式的支持困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在相关调研报告中提到，“调研发现，约35%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反映，政策申请流程繁琐、部门间信息不共享，导致政策红利未能及时足额兑现”。
二是市场与政府协同机制不健全。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方面，最低收购价、目标价格等政策对市场信号的传导作用有待提升，部分农产品存在“价补分离”现象，未能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2025年，受国际粮价波动、国内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我国部分杂粮价格出现较大波动，而相关保险政策覆盖不足，导致部分农户收益受损。同时，在农业对外开放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衔接不够顺畅，农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未能及时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表示，“当前我国农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如何平衡国内生产与国际进口、稳定农产品价格，是提升政策效能的重要考验”。
三是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衔接不够。近年来，全球贸易波动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国内农产品价格整体偏弱运行，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空间受限，脱贫群众持续增收的基础仍需夯实。当前部分政策更多聚焦于短期纾困，如农业防灾减灾资金、临时公益岗位等，而在技能培训、返乡创业扶持、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等长效赋能方面投入不足，导致农民抵御市场风险、就业增收的内生动力未能得到根本提升。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刘永富在相关研讨会上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于构建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相结合的政策体系，避免政策支持出现‘断层’‘断档’”。
二、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的主要路径
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必须“持续用力、精准发力、更加给力”，不仅要做大增量、健全多元投入格局，更要盘活存量、提高政策实施效能。结合中央部委领导的核心观点与市场最新动态，提升政策效能需坚持“三个统一”，构建协同高效、精准务实的政策实施体系。
（一）坚持重点保障与综合施策相统一，提升政策精准性与协同性
面对“三农”发展中的复杂问题，政策实施需聚焦重点、统筹兼顾，既要通过精准发力突破关键领域瓶颈，也要通过综合施策形成政策合力。
在重点保障领域，需锚定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两大核心目标强化政策供给。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在解读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时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政策设计必须围绕‘稳面积、稳产量、稳收益’精准发力”。基于此，在粮食生产方面，应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贴政策，针对丘陵山区出台差异化补贴标准，将小型水利设施配套、土壤改良等纳入补贴范围，如财政部提出2026年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超1000亿元，其中30%专项用于丘陵山区适配性建设。同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落实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确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的部署，参考国际粮价波动与国内生产成本变化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在农民增收方面，聚焦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双轮驱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俞家栋指出，“2026年将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00万人以上，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全覆盖、跨省劳务协作补贴提标等政策，推动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5%以上”。
在综合施策层面，核心在于破解政策碎片化难题，构建部门协同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在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建立‘三农’政策统筹协调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农村部牵头，财政、金融、科技等12个部门参与，每季度梳理政策空白与重叠领域，形成‘政策清单+责任清单’”。具体实践中，可推行“一业一策”综合支持模式，如针对生猪产业周期性波动问题，整合农业农村部的产能调控补贴、财政部的保险保费补贴、银保监会的专项信贷支持，建立“产能预警—价格调控—风险兜底”全链条政策体系。同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政策申报、审核、兑现“一网通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透露，“2026年底前将实现80%以上的强农惠农政策在线办理，政策兑现时限从平均90天压缩至30天以内”。
（二）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联动相统一，激活政策调控效能
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要求为破解当前市场与政府协同不足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需从价格调控、风险防控、市场衔接三个维度构建联动机制。
在价格调控机制优化上，关键在于实现“价补联动”与市场信号有效传导。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指出，“要避免政策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让补贴政策跟着市场走、围着农民转”。针对稻谷小麦等口粮品种，可保持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性，同时将补贴与种植面积、产量脱钩，改为依据市场价格波动发放价差补贴，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不低于种植成本加合理利润。对于玉米大豆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品种，扩大目标价格政策实施范围，2026年拟将东北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覆盖至黄淮海产区，同时建立“目标价格+保险+期货”联动模式，由财政补贴保险保费，通过期货市场对冲价格风险。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补充道，“应建立全国农产品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对超过合理波动区间的品种及时启动临时干预，2026年将重点监测杂粮、特色果蔬等15个易波动品种”。
在农业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中，需强化市场机制的风险分担作用与政府的兜底保障功能。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2026年将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县全覆盖，同时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价格波动保险等新型产品，财政补贴比例提高至70%”。针对生猪市场波动，建立“政府储备调节+市场化保险”双重防控机制，当猪粮比价低于5:1时，启动政府收储并发放价格补贴；当高于9:1时，释放储备并引导养殖主体调整产能。此外，扩大农业信贷担保覆盖面，2026年中央财政将增加农业信贷担保奖补资金至80亿元，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破解“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在国内国际市场衔接方面，需构建“双向开放、内外联动”的调控机制。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解读农业对外开放政策时强调，“要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保障国内供给，又避免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进口调控上，建立重要农产品进口预警机制，对玉米、大豆等进口依存度超80%的品种，通过多元化进口、长期贸易协定等稳定供应，2026年拟新增巴西、阿根廷等大豆进口来源国的关税优惠。出口促进上，优化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对绿色有机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6%，同时建设10个跨境农产品电商综合试验区，支持企业打造国际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补充，“要完善农产品进出口配额管理，避免低价进口冲击国内市场，2026年将严格控制低质粮食进口”。
（三）坚持短期纾困与长效赋能衔接相统一，夯实持续发展根基
落实202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既要解当下之困，更要谋长远之策”的要求，需构建“应急纾困有力度、长效赋能有深度”的政策体系，实现政策支持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
短期纾困政策需聚焦突发风险与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指出，“2026年将设立150亿元农业应急救灾资金，重点支持极端天气、病虫害等灾害后的生产恢复，确保受灾农户损失降到最低”。针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群体，延续临时公益岗位政策，2026年拟开发50万个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800元。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应对价格波动风险，建立“点对点”产销对接机制，由财政补贴运输费用，2026年计划组织100场以上产销对接活动，解决“卖难”问题。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强调，“短期纾困资金要直达基层、直达农户，2026年将采用‘先预拨、后清算’方式，确保资金在灾害发生后72小时内到位”。
长效赋能政策需着力培育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乡村产业培育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提出，“2026年将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计划，培训10万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同时安排2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推动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针对返乡创业群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俞家栋表示，“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场地租赁补贴等政策支持，2026年计划扶持30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150万人就业”。在农业科技赋能上，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指出，“2026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中农业领域占比将提高至8.5%，重点支持种业创新、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攻关，建设50个农业科技示范县，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至65%”。
政策衔接机制建设是实现短期与长效融合的关键。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刘永富建议，“建立‘短期政策到期评估—长效政策衔接跟进’机制，对临时补贴、公益岗位等短期政策，每年开展效能评估，符合长效需求的转化为固定政策”。例如，将脱贫攻坚期的技能培训临时政策，升级为覆盖全体农村劳动力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整合人社、农业农村等部门资源，建立“培训—认证—就业”闭环体系。同时，构建政策效果反馈机制，通过农户问卷调查、经营主体座谈等方式，每季度收集政策实施意见，及时调整优化政策内容，确保政策始终贴合农业农村发展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