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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治，天下安。自秦汉以来，县域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演进中，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层根基。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和要素空间集聚不断加速，县域在兴业、聚人、惠民、善治等方面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体系的坚实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坚实支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枢纽。从总量贡献来看，县域以占全国约90%的陆地国土面积、超50%的常住人口，贡献了全国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县域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压舱石”，也是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核心载体。随着中心城市产业迭代升级加速，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加速向外疏解转移。县域凭借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阵地，有效完善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协同布局，推动形成了大中小城市与县域联动配套、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增强了现代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整体韧性。
尤为关键的是，县域经济的提质增效与高质量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抓手。通过持续拓宽城乡居民多元增收渠道，稳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县域长期被低估的超大规模内需潜力正加速释放，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2025年，涵盖镇区与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8.7%，县乡市场消费增速已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市场，成为对冲外部需求波动、稳定内需基本盘的重要载体，充分彰显了县域作为国内大循环关键节点与核心枢纽的战略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县域常住人口占比超过五成，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仍不足四成，人口规模与消费贡献明显不匹配，未来仍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而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核心节点，兼具城市经济的集聚性与乡村经济的分散性特征，是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天然载体，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城乡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呈现出鲜明的“就近化、就地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创业，县城或县级市城区在吸纳人口、承接就业、完善功能、服务乡村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安居的首选地。当前，县城及县级市城区承载了全国近三成的城镇常住人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场域。
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顺应人口流动新趋势、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举措。与大规模跨区域人口流动相比，“离土不离乡”式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就地就近就业安居，既能有效降低住房、交通、教育等城乡迁移成本，又能更好维系家庭亲情纽带、保留本土社会网络，从根源上破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带来的社会难题。同时，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够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向乡村流动，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辐射带动，能够让广大农民就近就地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民生保障的核心支撑。当前，我国基层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很大程度上与县域经济基础薄弱有关。一方面，部分县域财政收支仍然存在一定压力，财政保障能力有待增强，多数欠发达县域财政自给率不足30%，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民生领域历史欠账较多，常态化、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健全。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进一步加剧人口和产业的双向收缩，形成经济基础薄弱、地方财政紧张、公共服务缺位、人口收缩外流、发展后劲乏力的负向循环，严重制约了县域综合承载能力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
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物质基础。没有坚实的县域经济基本盘作为支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会沦为空谈，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也将举步维艰。只有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夯实县级财政稳定增收的根基，为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标扩面、提质增效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无钱办事、无力服务的难题，为基层治理的队伍建设、设施完善、机制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不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的综合能力，从根源上筑牢社会稳定的基层防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保障。
（作者：李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