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我国重要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口历史变化情况的分析，以及对2035年前变化趋势的预测，认为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面临国内增产边际效应递减和利用国际市场风险增大的双重挑战，应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出发，谋划好现代化新征程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思路。一方面，应从供需两侧入手扩产能、控消费，构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内在增长机制，针对农民务农种粮和地方重农抓粮逻辑采取差异化扶持政策，推进节粮减损、倡导节约消费；另一方面，应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提高海外供应链稳定性可靠性；此外，还应推动建立统一、联动的全国农产品大市场，完善农产品储备调节制度。

在新发展阶段提高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必须坚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坚持大食物观、大资源观、大农业观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肉蛋奶、菜果鱼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坚持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实施进口多元化战略保障国内消费者对优质进口农产品的需求。

第一，构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长支撑体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耕地质量动态监测和评价，建立与耕地质量相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耕地占补平衡“占优补优”，强化流转经营主体对耕地质量的保护责任，因地制宜推进保护性耕作，加强对耕地地力提升的奖补支持。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多部门相关项目和资金的整合聚力投入，联合推进土地集中连片综合整治、土壤改良、农田水利设施、机耕道和田间道路、农田生态环境治理等综合配套建设和现代化改造。科学挖掘耕地资源潜力，采取工程措施、选育耐逆品种和配套开发适宜机械和栽培技术，适度有序开发符合条件的盐碱地等边际土地。以“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依靠科技促进生产生态协同发展，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开拓林下种养采集、深远海养殖、戈壁设施农业、植物工厂等食物供给新渠道。以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全产业链种业创新体系，加强对玉米、大豆、肉牛、奶牛等未来缺口较大产品的高产优质品种选育，完善生物育种产业化的配套制度。建立健全跨区域、跨部门的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扩大在不同区域的适应性试验和配套栽培、机械技术开发，重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推广良种良法、农机农艺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技术。推进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复和升级改造，加强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强化农业减灾救灾技术和物资储备，增强农业气候韧性。

第二，针对农民务农种粮和地方重农抓粮逻辑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强化社会化服务支撑，促进农业节本增效，支持建立统一管理、分包协作的新型统分结合经营体系，引导发展种养结合、加工链延伸、多功能拓展的产业融合项目，优化保底订单、收益分成、二次奖励、入股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产业增值、农民增收。重视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引导签订土地长期流转合同，稳定其农业长期投资预期，支持其提升设施装备、技术水平和经营能力。综合精准使用农业补贴，完善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制度，增加农机购置、社会化服务采购以及农资等补贴，加大对轮作、保护性耕作、种养循环、生物肥料与农药等绿箱补贴力度，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综合补贴收益。加大对农业主产区的支持力度，促进产销对接，对重要农产品给予仓储运费补贴支持。

第三，推进节粮减损、倡导节约消费。构建豆粕减量和饲料原料多元化的激励机制，根据可利用饲料资源情况，动态优化完善豆粕减量饲料配方。鉴于低蛋白饲料可明显降低动物粪便氮排放，应采取绿色补贴方式加快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加强节粮减损科技创新，支持粮食和动物性食品全产业链设施装备升级。推进营养均衡型饮食教育，推广适量多样的动物产品、减盐、减油、减糖的平衡健康饮食指南，强化珍惜粮食、节约消费理念，杜绝餐饮浪费。

第一，稳定和扩大自北美地区和大洋洲地区农产品进口。北美地区和大洋洲地区农业资源禀赋优越，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在非极端情形下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稳定性较强，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农业合作是我国与这些地区国家经贸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和扩大自这些地区有竞争力、符合我国需要的农产品进口，符合双方利益。

第二，着力补齐南美地区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短板。南美地区作为我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未来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增长潜力依然巨大，其在我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巴西等南美地区存在着化肥、种子等农资高度依赖进口的短板。以巴西为例，近年化肥对外依存度维持在85%左右，氮、磷、钾肥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95.7%、72%和96.4%。从长远看，为提高南美地区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性、可靠性，应支持相关企业在南美地区开展供应链协同布局，加强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在化肥、种子等农业全产业链的投资贸易合作。

第三，把黑海和中亚地区作为实施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的重要目标区域。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黑海地区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增长仍具有较大潜力。应坚持把这些地区作为我国实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多元化的重要目标地区。在深化拓展与域内国家的农业投资贸易合作时，应注意签订长期协议，在争取更多的出口限制豁免权方面多下功夫，提高合作条款的针对性、约束性；加大种业、农机、农化等领域合作，推动域内国家扩大种植我国进口需求大的农作物。

第四，加强与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农业投资贸易合作。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国家农业资源禀赋较好，食用植物油、大米、玉米等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增长潜力较大。应把农业合作放在与这些国家战略合作的优先位置，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使其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后有剩余农产品可供出口。应对这些国家的自然生态、文化习俗、社会政治等进行深入评估，规避农业投资贸易合作中可能遭遇的风险。

第一，完善农产品储备调节制度。合理确定战略储备与市场调节储备规模，优化调整战略储备轮入轮出时间，科学设计市场调节储备的吞吐调节机制，通过“低吸高抛”发挥好平抑市场波动的作用。建立与市场挂钩的运费与仓储费用补贴调整机制，鼓励市场主体承担市场调节储备责任，引导商业储备助力保供稳价。

第二，推动建立统一、联动的全国农产品大市场。应加强各部门的沟通与联合研究，完善农产品全产业链市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机制，提高综合运用调查数据和实时大数据的能力，建立统一的农产品供需信息发布制度，提高农产品展望报告综合研判的准确性。完善期货交易机制，促进农产品期货和现货市场有效联动。探索农产品套保开仓、交割、期转现和仓单转让手续费常态化减免机制，提高交割的便利性、降低交割成本，更好促进期货与现货衔接，更好服务实体企业的套期保值操作。针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无力满足现有期货合约规模要求的问题，应充分利用合作社、“公司+农户”等生产组织模式，帮助小农户利用期货工具规避市场风险。

第三，推动农产品市场体系国际化。中国农产品的期货交易量已多年在全球期货交易市场上名列前茅，但国际化水平较低。应积极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提升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推进交易品种、规则与国际接轨，吸引更多的外商企业和境外投资者参与，鼓励优秀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现货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国际市场交易。

作者简介：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程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博士；张玉梅，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程广燕，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