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县起源于春秋，推广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写道，“郡县治，天下无不治。”纵观历史，县制已走过了2000多年的风雨进程，历朝历代的各行政层次都曾发生过较大的嬗变，唯独县制无朝废设。自古以来，县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就扮演着重要角色，“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富，天下足”是自秦代推行郡县制2000多年来流传至今的古训。在现代化转型新的历史征程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史的大国来说，处理好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始终是重中之重。作为“城尾乡头”，县城在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具有天然的支撑作用和显著优势。

（一）在我国经济版图上，县城同样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城乡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县城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承接大中城市的辐射，向下则是引领乡村经济发展；从人口规模的角度看，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从经济贡献的角度看，我国近1900个县城足足创造了全国38%的GDP。县城的分量之重，不言自明。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富裕并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将人才、产业、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导入乡村并留下来发挥作用。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层面的原因，我国乡村地区还不能有效承载并聚合这些资源要素，这便需要县城的助力。

（三）从空间地理上讲，县城与田野乡村紧密相连，且县城的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要普遍优于乡村，而城镇化的推进可以帮助县城更好地聚合各类资源。城镇化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继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农民在县城工作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在享受城镇生活的便捷性与舒适感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家庭责任和农田耕种。

（四）乡村振兴需要有产业，产业需要人特别是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来干，县城城镇化发展恰好可以搭建出这样的平台，留住一部分农村年轻才俊，助力农业经济规模化发展，从而推动农村乡村振兴。当前，我国正处在城乡融合阶段，而县城，无疑是城乡融合中最重要的载体，可以避免过去极端的城市化和回到乡村的思路。同时，如果以村庄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要通过大量的国家资源的投入，将村庄建设得像城市一样美丽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通过农业产业发展等措施将青壮年劳动力留在村庄以提升村庄人气，而不是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这些措施与农民对城镇化的期待相背离，其结果可能是村庄建设得很好而农民却进城了，将导致消耗大量资源的基础设施使用率低，乃至造成纯粹资源的浪费，也使真正需要建设的村镇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而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则可以实现城镇化与村庄建设的协同发展。一是对村庄进行分类管理，其中大量人口流失的村庄则对在村人口进行异地搬迁、建设中心村集中居住，对还有大量人口居住的村庄给予基本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二是通过工商业发展和教育机构集中等措施推动集镇、中心镇和县城发展，以此带动农民就地城镇化。这样一来，国家投入资源的瞄准率就相对较高，让本该消失的村庄消失，把节省下来的资源投入到需要建设的中心村镇和城镇化上来，既可以实现农民的城镇化，又可以保证尚未实现城镇化的农民能够在村庄享受与城镇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因此，县城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