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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中国新的发展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在消除了中国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之后，如何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发展战略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认为，“乡村振兴”需要解决以下三个维度的关键问题。
上下问题
中国的“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国家主导的战略。即，中央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以及具体的任务和指标，将“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任务层层传达到各级地方政府，主要是地级市、县、以及乡镇政府。这背后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持续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
从“上”来说，在最核心和更广大的层面，挑战在于如何通过县级、地市级政府的政绩需要，充分联动基层民众（村民）和政府，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形成协作合作动力。
中央政府通过任务和指标将任务层层传达到各级地方政府固然是一个核心的动员和执行机制。但是，太多的检查和验收通常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付式工作。乡村振兴工作和脱贫攻坚不一样，干部不容易找到抓手，上面又不断加压，激励与问责容易失衡。如何在既有考核指标，又不至于让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甚至只能应付，而且最终产生长期成效，之间寻找平衡，是一个难点和痛点。在这方面，鉴于中国绝大部分基层政府的决策通常都容易基于拍脑袋，而不是基于掌握数据、基层之上的科学计算，如何能够帮助县市级政府进行基于数据加计算的科学决策，可能是中央政府和其它社会结构需要高度重视的另一个难点和痛点。
同样困难的挑战是“下”：即，如何能够让脱贫后的广大农民，特别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地区的农民，能够保持持续致富的积极性，而不是脱贫后就“小富则安”。政府当然可以持续为“乡村振兴”进行输血并且对农民进行教育帮扶，但归根结底还需要农民有决心和动力愿意持续致富。农民致富的动力必须靠能够看到实惠和收入来支撑，而决心则主要靠在农民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和其它非政府机构或者个人能够助力农民渡过难关的能力。
内外问题
“内外问题”即如何将农村和外部世界打通的问题。这背后的核心仍旧是让农民手里的产品变成商品的问题。对于离一二三线城市比较近的农村来说，这基本不是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是非常便利的农村来说，除交通之外，关键问题仍旧是如何通过现代商业技术和平台，让大山里的“好产品”变成广大消费者手里的“好商品”。
在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我们并不否认“乡村旅游”、“农家乐”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山村可以基于通过建设民宿、农家乐等的到地旅游（“农旅”）。绝大部分中国的乡村几乎不可能成为到地旅游的目的地（比如，作者之一的老家）。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内外问题”核心还是：如何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内外互通，即，通过将农民的产品变成商品，实现更深入和广泛的城乡联动与融合。
在局部，基于本文作者之一（李小云）的“示范村模式”（如，云南河边村），通过先输血，之后赋能，确实可能能解决某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该模式的可推广性可能只适用于某些“山清水秀”的南方山村。绝大部分交通不便、自然风光差强人意的乡村，不太适合用这个模式来获得“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而必须主要依靠现代商业来支撑。
去留问题
乡村人口的流失和老化是任何“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所必须面对的，但可能又是被严重忽视的一个维度。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相当多的自然村基本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比如作者之一的老家），甚至不适合人类居住（比如，中国西北部的不少村子）。对这些乡村的过多投入是错误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搬迁移民，然后在一个新的更加好的地理环境中发展（比如“闽宁镇”）。而搬迁移民，事实上也等于是“退耕还林”，能够更好地保护环境。
不过，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人口和人才的去留问题。人口和人才是任何发展最为核心的关键。没有人口（和人力资本）就不可能有发展。而目前的城镇化浪潮中，乡村是人口净流出之地。
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不仅需要乡村能够留住相当一部分人口，还需要能够留住能人。也就是说，不仅需要留住人，还需要吸引并留住一部分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人。而能人不能只靠情怀活着。而只有能人，才能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或者说是人力资本），才能够真正从长远来支撑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发展需要知识，而知识的载体还是人。
结语
乡村振兴涉及到政府主导与村民利益的结合，否则乡村振兴就会成为纯粹的政府工程。因此，如何能够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第一个维度的核心。第二维度则涉及到乡村振兴的动力学问题。如果没有城乡联动与融合，乡村就成了孤岛，乡村振兴也就不可能成功。而城乡联动必须主要依靠要素的流动。这是第二个维度的核心。第三个是人的问题。乡村能否留得住人口和能人取决于乡村能否宜居宜业。这是第三个维度的核心。
（作者:唐世平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李小云系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
